石說新語

禁以史為鑑

台灣有過一個那樣荒謬的時代，當權者為了鞏固並保護自己所建立的和諧社會，在眼不見為淨的情況下，稍有不中意的聲音便直接封殺。於是，報紙上有什麼「偏激」的言論，把報紙給禁了；雜誌裡有什麼「煽動」的文字，把雜誌給禁了；書本中有什麼「附匪」的內容，把書本給禁了。禁來禁去，報紙、雜誌、書籍依舊時時出現令當局刺耳的聲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紙命令教報社、雜誌社、出版社都給禁了，甚至連文字作者都請去吃幾年免費的飯。

然而人的心態總是這樣，愈是被禁的書，愈要想方設法弄來瞧瞧。因此禁書幾乎等同於暢銷書，只不過這個暢銷是在檯面之下。而被禁的理由有時令人啼笑皆非，有個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陳映真被警備總部逮捕時，偵訊人員就曾詢問：「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誰？」在這種思維前提下，左拉想當然是左派，馬克思‧韋伯自然和卡爾‧馬克思是同路人。

1981年，四季出版社發行了一本史為鑑編著的《禁》。史為鑑本名為石文傑，中學時期便讀了許多當時的禁書，諸如許多文星的出版品、《自由中國》半月刊、《厚黑學》、《性史》……等等，並與同學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諍社，同學之間分頭蒐購《文星雜誌》，在處處箝制的壓抑歲月，關起門來讀禁書成為活絡思想的刺激娛樂。到了大學，石文傑因服務同學而翻印上海勝利出版公司出版的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但是這樣的舉動竟引來警總約談，理由是顧頡剛乃陷匪學人，按〈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其著作均在《查禁圖書目錄》之中。後來因父親是警總副司令田樹樟的田姓女同學協助，石文傑全身而退有驚無險，並獲贈一本《查禁圖書目錄》，從此目標更為清晰明確，禁書幾成為石文傑主要的蒐羅書籍了。

由於許多大陸上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術著作皆被在被禁之列，因此石文傑從舊書攤、圖書館找來相關禁書，然後影印批售給所需師生，這樣的小規模翻印竟讓石文傑賺足了生活費，石文傑也因而被戲稱石買辦、石老闆。可見當時禁書的需求量之大，而四處查禁的警備總部又是如何一廂情願。

大學畢業後，石文傑在高中擔任國文教師，並在課餘撰寫探討言論自由和書禁制度的文章，後來石文傑將自己的作品和相關文章集結出版，書名便稱之為《禁》。書中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報禁；書禁、雜誌禁；禁書與偽書，內容全圍繞在討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法規、版權制度這些相關的議題上，同時附有多張拉頁，每張拉頁都是禁書的目錄表格。書本問世時尚在戒嚴時期，據石文傑表示，「警總對於是否查禁《禁》一書，傷透腦筋，數次開會討論都沒有結果，畢竟《禁》被禁，可是一場大笑話。」《禁》到底還是順利過關了，如果真的查禁，不免有自打嘴巴之嫌。而《禁》也受到許多關注，使得「史為鑑」的名氣反而遠勝於「石文傑」，對此，石文傑說：「由於過去用盡金庸小說的人物作筆名，到最後連自己都弄不清楚，內人因此以音義相近，加以所學是歷史，給取了『史為鑑』一名，從此『史為鑑』為大家所熟知，反而本尊被忽略了。」

1987年解嚴後，出版業與傳播業不再像戒嚴時期受到政府嚴厲的管制，黨禁與報禁全部開放，逐漸形成多元化的言論。而石文傑也因為投入教師人權運動及教育改革行列，結束與禁書的不解之緣。在2009年初，石文傑決定出讓畢生的珍藏，為數約十萬餘冊的政治性、學術性查禁圖書和雜誌，原因很簡單，大量的書籍佔去太多空間，且嚴重影響到住家的生活品質，並數次引起家人的抱怨，還遭戲稱為「核廢料堆積場」。石文傑覺得自己已經背負保存歷史文獻的重大責任數十年，加上即將退休，索性將一生所藏交付給國內外的研究機構，目前台北大學正積極接洽，希望可達成「生前借展，死後捐贈」的協議。

幸虧那個年代過去了，現在的禁書，基本上是在違背善良風俗的情況下才遭查禁，書籍出版已經沒有以往鬥智鬥法的緊張氛圍，翻開《禁》書，滿紙的荒唐痕跡，留下的該是不應被遺忘的曾經，一個現在難以想像的謬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