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平臺後的政治善後 安然
編者按：由於人為的炒作，台灣史成為一門顯學，然而十分敏感，又很容易被聯想，就是施琅平台後的這段歷史，似乎在台灣很少人觸及。編者特別選錄以下這段文字，作為歷史的借鏡 也讓那些台獨人士先有心理準備，以平常心迎接未來的這一歷史的必然與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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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清康熙22年）在取得康熙大帝的專征授權的施琅將軍，在取得彭湖大捷後,並沒有被勝利的喜悅沖昏頭腦,也沒有被仇恨蒙蔽心智,知道未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手下的人做。於是他一面出榜安撫澎湖百姓，一面抓緊進行瓦解臺灣鄭軍的工作。由於招撫措施十分得力，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原為躲避戰火而四處逃散的澎湖各地居民，見清軍佔領澎湖後對百姓秋毫無犯，且又聞知施琅所採取的各種舉措，盡皆歡欣，交相讚頌，澎湖人心迅速安定，生產得以恢復。
面對清軍隨時可攻打臺灣的情勢，鄭軍已無鬥志，軍心渙散。經過施琅的攻心工作，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八，經過澎湖海戰潰敗後的鄭克塽，遣鄭平英、林維榮、曾遂、朱紹熙赴澎湖施琅軍中獻表請降。鄭氏集團終於決定放棄抵抗，歸降清朝，施琅的以戰逼和 撫勦兼施策略，獲得完全成功。
鄭克塽再遣馮錫珪隨吳啟爵等一起至施琅軍中，並帶去鄭克塽的正式降表，以及延平王冊一副、印一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範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佑印一顆。施琅見到吳啟爵後，詳細詢問了臺灣的情形，深感大功即將告成。七月二十九日，施琅決定派吳啟爵回京,向朝廷面奏招撫經過，並請示下一步的行動。施琅題呈了《齌繳冊印疏》，向康熙報告鄭氏已投降就撫的情況，並請求派遣得力人員前來料理善後事宜，自己的剿撫任務業已完成，將聽旨班師。吳啟爵帶著《齌繳冊印疏》，劉國昌攜所繳冊印，一起登程進京。
至此，臺灣自16世紀中葉開始，受荷蘭、西班牙侵略襲擾百餘年，再後又成為鄭氏反清復明的基地二十一年，今天終歸一統，可謂歷史的一大盛事。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領福建水師離開澎湖，於八月十三日抵達臺灣南部的鹿耳門，受到了臺灣軍民的熱烈歡迎。鄭克塽派人以小船引導清軍船隊入港，施琅將一部分船隻泊駐於港灣，帶領一部分將士登岸。施琅終於踏上臺灣的土地，實現了他追求一生的願望。
初入臺灣的施琅首先接見了鄭克塽。然後施琅召見了劉國軒，徹夜交談，各恨相見之晚。兩天後的十五日，施琅一行移至赤崁城，舉行了隆重的受降儀式。鄭克塽即率文武百官匍匐於地，施琅宣讀康熙令：「爾等果能悔過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偽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爾等從前違抗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煌煌諭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隨後，施琅發佈了《告臺灣安民生示》並廣為張貼，重申台灣歸屬大清版圖，嚴申部隊紀律，明令規定：嚴禁官兵占住居民房屋，不許強買強賣，騷擾百姓，不准侵取百姓一絲一毫的財務，軍方所需銀餉由朝廷派船運送，軍隊在臺灣採購日用品均照市價操作，對百姓秋毫無犯，有違軍紀者，定將嚴懲，要求臺灣百姓各自安心從事生產，勿誤農時；免除臺灣百姓的各項差役，並減免四成的租稅。臺灣軍民聞知無不額手稱慶。最後，施琅向鄭克塽等人逐一發放清朝的衣、袍、帽、靴等，鄭克塽當即宣佈將擇日剃髮。
八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施琅給了歷史和他個人一個說法。
施琅帶著牲品和供物來到鄭成功廟前祭祀,並親手寫祭文.主祭官高聲讀：“自從南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啟土，世為岩疆，莫可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為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說到此處，施琅心中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淚下。祭文情深意篤,言辭懇切,周圍人無不為之動容。
施琅在祭文中追述了鄭芝龍等開發臺灣的歷史，還追憶了他與鄭成功的合作關係有如“魚水之歡”，謂他統兵不惜以滅周之勢征台是為國為民盡職，是為忠於朝廷而報父弟之仇所應做的事。當祭文中提及自己所遭受殺父弟，喪子侄的切膚之痛時，施琅毅然決然的宣稱“蘆中窮士，義所不為”，自己決不會做像伍子胥一樣洩私憤報前怨之事。施琅捐釋前嫌、親自祭奠與自己有殺父弟之仇的鄭成功，給全島軍民吃了一顆極具功效的定心丸，使一些人的疑懼全然消釋,從而心悅誠服地歸順大清帝國。
歲月滄桑，他變得更加理性和警覺。他做出了不誅殺鄭氏一人的承諾，這種以大局為重、泯滅私怨的博大胸懷，不僅是個人捨舊怨、釋前嫌，更成為招撫臺灣上下的成功策略。
在他的周密安排下，鄭克塽等分次分批被送至福建。其中包括鄭成功之子鄭聰等六人、鄭克塽及其弟兄九人，劉國軒、馮錫範子弟及明後朱恒等十七人，以及部分官兵。這項工作從八月底直到十月才陸續完成，全部人員交侍郎蘇拜和福建都撫安置。
至此，台灣正式的歸降塵埃落定，施琅全面、適時、準確地執行勦撫政策，圓滿地完成了平定台灣鄭氏集團的國家重任，結束了數十年來東南沿海的混亂局面，使沿海地區百姓從此免受戰火之苦；同時做為終生理想的部分，施琅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既消滅了鄭氏政權，為父兄報得冤仇，又徹底粉碎了鄭氏自立為王、分裂國家的企圖，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其功績偉大，將永載史冊。
對臺灣棄留問題的認識，當時沒有人比施琅更清醒而深刻了。早在1683年六月二十六日，清軍攻克澎湖，鄭氏遭受重創，施琅即在《飛報大捷疏》中報告收復臺灣指日可待，請求康熙對臺灣的棄留問題做出決斷。七月二十四日，施琅在《臺灣就撫疏》中再次請求康熙就臺灣的棄留速做決定。此時，施琅的心情顯得有些迫切，隱隱已有敦促康熙之意，施琅有題呈《齌繳冊印疏》，再次懇請康熙對此有更為深入的瞭解，他還特地遣親履臺灣的吳啟爵回京面聖。八月十九日，施琅在《舟師抵臺灣疏》中除了向康熙報告自己進入臺灣以來的收撫情形等事項之外，又一次以自己在臺灣的所見所聞為由，請朝廷對臺灣的地位問題及時做出決斷，奏疏寫道：臺灣土地肥饒，盛產五穀，沃野千里，漢民與當地原住民一同生活，人口稠密。臺灣的棄留，請朝廷早做定奪。同時，施琅處理臺灣事務，均照臺灣已入清廷版圖方式實施。七月十六日，施琅派吳啟爵前往臺灣發佈《安撫諭誠示》，其中就提出臺灣之人民和土地須盡人版圖，表明他具有將臺灣納入大清版圖的強烈願望。施琅入台後發佈的《臺灣安民生示》中也稱，臺灣的土地以納人大清的版圖，臺灣之民眾皆大清赤子，所以他採取嚴禁攤派、減輕租稅等一系列的措施，發展臺灣的生產，維護臺灣的治安。通過對臺灣各地的考察，施琅更加充分地認識到臺灣戰略地位之重要。
施琅瞭解臺灣，考察過南北兩路，敏銳地認識到臺灣斷不可棄。與施琅同樣主張留台的姚啟聖已經去世，姚、施聯合上奏已不可能，這副歷史的重擔落到施琅一人肩上，現實又一次把他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經過反復，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向康熙題呈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篇奏疏《恭陳臺灣棄留疏》。
這份《恭陳臺灣棄留疏》以力主固守臺灣為宗旨，層層剖析，陳以利害，並曉之以理，通篇充滿了維護國家一統的愛國情懷和遠見卓識，為清廷治理臺灣籌畫了一幅藍圖，為清廷最終決定臺灣的棄留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康熙接閱施琅的奏章後，受到極大震動，立即令大學士、議政王等大臣們對施琅的奏疏進行討論，開始慎重思考臺灣的棄留問題。
經過八個月臺灣“去”、“留”問題的大辯論，最終從善如流的一代明君康熙，為施琅的透闢分析所打動，深感臺灣之棄取關係彌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從諫納言，遂果斷採納了施琅「臺灣斷不可棄」的意見，做出了必守臺灣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皇帝正式批准施琅的建議，設臺灣府屬福建省，下設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又設台廈兵備道，澎湖巡檢司，共同負責東南沿海防務。臺灣正式納入清政府的管轄之下，成為清政府之版圖，設官治理，駐軍守護，鄭重宣告臺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而《恭陳臺灣棄留蔬》成為清政府治理臺灣的藍本，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康熙根據議政王會議討論的結果，做出了決定：將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調入京城，編入旗下；明朝後裔及其餘鄭氏集團的官員人等分別安插至直棣、河南等省。這些舉措有利於清政府接管臺灣的政權、穩定局勢，也有利於迅速建立和鞏固清政府的地方統治。按照這一朝議決定，鄭氏兵丁一般應回原籍安置，但後來主持此事的蘇拜主張把鄭氏部下的四萬餘官兵一併移往直棣、山東、山西、河南諸省。施琅認為此法不妥。經過利弊權衡，施琅向朝廷上奏了一道《移動不如安靜疏》，提出不宜將投誠官兵移徙外省安置。
施琅在《移動不如安靜疏》中對基本情況做了分析：鄭氏集團的核心人物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均已遷往內地，明宗室朱恒等移就山東、河南安置，留在福建的投誠官兵已是群龍無首，且鄭氏所依賴的臺灣業已攻破，其根基已經被拔除，不可能再有後患發生。投誠的鄭氏官兵因蒙其罪，盡皆歡欣鼓舞，已無二意，對他們大可放心。過去移置於各省的投誠官兵，因不堪艱辛而逃匿者比比皆是，現在所存留者寥寥無幾；這些鄭氏官兵乃新附之眾，其中無家眷的人很多，經遠涉長途，必不堪艱瘁，如果逃匿生患，更是麻煩。移駐外省，“沿途搬運，百姓有策應人夫之苦；經過郡縣，官吏有備給口糧之費；所到地方，有動拔民房之擾；開耕作，有應給牛種農具之資。”如此勞民傷財，不如各返原籍就便安插，“移動不如安靜”。
施琅不顧群議，獨疏人告，一力擔當，是因為他洞察到移徙之害，憐惜民生的供應之累，悲憫將士們遷移之苦。施琅的這一意見既有利於穩定剛剛回歸祖國的臺灣軍民的人心，又能為清政府節省大量財力、物力、人力，歸根結底是從國泰民安著想，是一項利民利國利君的善舉。其惜民情、愛國心、忠君意可見一斑。
《移動不如安靜疏》引起了康熙的注意，雖然卻並未被全部採納，使部分投誠官兵被遷往山東、河南等地，但仍有大批投誠人員被安排回到原籍，就職、人伍、歸農，各聽其便，使他們免除了遷徙流離之苦，對當時海峽兩岸的社會安定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臺灣納人清廷的統治後，清政府即令福建官員議定徵收臺灣的錢糧數額。七月中旬，施琅奉命赴省城福州，與侍郎蘇拜及福建督、撫各臣商議臺灣應徵之錢糧數目。蘇拜在主持討論對臺灣的賦稅徵收時，所議數目與鄭氏時期相差無幾；考慮到可能存在的困難，同時規定臺灣應向日本販賣白糖2萬石，如本土所產之白糖不足，則准許到福建購買再販往日本，以此辦法補足應交之錢糧。施琅不以為然，立即向朝廷上奏了《壤地初辟疏》，闡述對臺灣宣輕賦薄稅的主張。
施琅認為，臺灣原住民人數眾多，他們以狩獵為主，收入不裕，所能提供的賦稅不多，且鄭氏政權實行的是屯田制“兵即為農，農即為兵”。而今臺灣回歸後，隨著各省難民相繼還籍、投誠人員移送歸家，臺灣人口已減其半，形成人去業荒的局面。若按蘇拜等議定的數目向臺灣百姓徵收與鄭氏時期相差無幾的錢糧，留台漢人的賦稅勢必增加將近一倍。明鄭時期所有用度均取自百姓，賦稅沉重，甚至有被迫賣兒賣女以納糧者，何況清政府所徵之紋銀，比鄭氏集團所徵之時銀兩又加了一個等級，無形中更使臺灣百姓負擔加重。因此施琅指出了減賦的重要性，他不無憂慮地談到：如若賦稅過重，可能會釀成禍患，屆時再行鎮壓安撫，所花的費用更巨，付出代價更大，而對臺灣少徵賦稅，於清政府毫無損失。況且，當初留守臺灣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收稅，而是因為其戰略地位關乎各省安危。
福建購糖，販銷日本，以補所欠之說，在施琅看來正是臺灣賦稅太高的明證。他尖銳地指出，既然臺灣可以將福建的白糖倒賣日本，福建直接運往日本販賣就行了，又何必要假手臺灣，興此徒勞民力之舉呢？施琅誠懇請求朝廷對臺灣民眾“沛以格外之澤，減以應需之賦”，輕賦薄斂，減免賦稅，使百姓能安居樂業，臺灣民眾必對大清歡呼擁戴。
在施琅的建議下，康熙年間，臺灣賦稅遠低於鄭氏時期，也低於內地。這次舉措，大大減輕了臺灣農民的負擔，使臺灣百姓深得實惠，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臺灣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其後短短的十幾年中，臺灣經濟發展迅速，文化教育事業蓬勃興起，推動臺灣走上了與大陸同步發展規律的軌道。
施琅作為封疆大吏鎮守廈門，看到這般繁榮的情景，一向深謀遠慮的他針對開海通洋，又向朝廷提出了防患於未然的《海疆底定疏》。
施琅在《海疆底定疏》中肯定了開海通洋的舉措，並提出在開海的同時加強對海上貿易的管理。此時“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罔作者，實繁有徒”，如果不設法立規，任其搭載出海，恐內地之人丁將日漸減少。再者，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上來看，還必須防止鄭氏的殘餘勢力與沿海商民勾結，捲土重來，不可過於放縱和大意。
這一年，清廷頒佈了禁止大陸移民臺灣的三條規定：一、內地商民來台貿易者，須由台廈道查明發給路照，出入船隻，嚴格檢查，偷渡者嚴辦，偷渡之船戶及失察之地方官，亦依法懲辦；二、渡台者不得帶家眷，已在台者，不得搬家眷來台；三、潮惠之地，為海盜之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渡台。為防止偷渡，清廷還制定了嚴厲的懲處條例。
應該說《海疆底定疏》體現了施琅立嚴規以開禁海的主張，禁止惠州、潮州百姓任意渡台，沒能為臺灣的開發和建設及時提供充分的人力和財力支援。但依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也應該看到，統一初定，臺灣政局未穩，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採取這種慎重穩進政策的。更何況作為人臣的施琅，面對的是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謹慎君王。
施琅的成就必然耀祖光宗、廕及族人，這不僅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目的。此間，不少施氏族人帶著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紛紛從大陸遷往臺灣開發土地。施琅族侄施世榜,在對彰化地區一帶的廣大土地進行開墾的同時,從根本上解決了當地用水不足的困難.為使當時的旱地變成水田,他獨力著手于水利的開發,經過大約三十年時間、投入大量資金、克服了技術上的各種障礙，在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修築建成臺灣著名的水利設施“八堡圳”，其灌溉的地區包括一百零三個莊，為一萬九千餘甲耕地供水。施琅本人也在鳳山縣將軍坡修築水利設施。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臺灣荒地的開發和農業生產的發展，“福建晉江的施氏在清初臺灣開發上扮演先驅者角色，對全島開發的進展做出跨時代的貢獻。”當然，施氏在開發臺灣的過程中，亦獲取了豐厚的經濟效益。據《臺灣水利史》所載：施世榜建成八堡圳後，“每年所收水租達數萬石。”施琅在台僅收租館就有十處之多，其收穫之大可想而知。
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1685-1694）的九年間，共計新開墾田園八千零六甲，即每年新墾萬畝土地，這是臺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臺灣逐漸地從一個尚未完全開發的島嶼，成為一個農業傳統經濟相當繁榮的區域。經濟生產水準的提高，必然要求並最終帶動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解除遷界，取消海禁，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便於海上交通的優越條件，使臺灣外貿海外，內易大陸，商品經濟空前活躍。文化隨經濟發展而盛。自統一臺灣後，清政府不僅著力開發臺灣經濟，還大力倡學、重教、崇文。清政府在臺灣設有府、縣儒學、書院、義學、社學、土番社學及民學六種教育，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有清一代，臺灣共二百五十一人中舉人，出三十三個進士，顯示出其教育的發展與普及已達到較高水平。
施琅回到了家鄉，展現在他面前的是地荒人稀，滿目瘡痍。鄉親們衣著襤褸，面黃肌瘦，生計艱難，戰亂所留下的創傷未癒。這讓血性而自負的他內心激動，他要為家鄉父老盡一份力，讓他們從戰爭的傷痛中儘快恢復過來，過上安寧的生活。施琅在任職期間，一心恢復當地生息，嚴令部隊不准擾民，體察民情，凡是有關民生利益之事，能行的，立即施行，力所不能的事，則迅速咨文與各有關部門，期待解決。
施琅在家鄉修橋補路、廣行善舉。每遇荒年他便施米舍糧，“以濟民食”。當地有座雙拱石橋，跨江而建，但多年的戰火使這座橋損毀嚴重，已無法通行。施琅帶頭捐修橋。素來奉行孝思想的施琅對族人更是頗多善舉，建宗祠、修家譜、奉祖先、睦家族、護宗親。在“維時荒凶，兩歲荐饑”的情況下，“族眾數百家得以舉火，其有功于本宗者甚巨”。
考慮到施氏家族為大姓家族，宗派分支甚多，散佈各地，因年代久遠而多顯生疏，施琅召集施氏長者，組織人員籌備編寫《潯海施氏族譜》。施世綸在該書“序”中稱施琅編寫族譜目的是“以敘其所由來，使知其一本之親，雖久遠亦不致有秦越之視。”《潯海施氏族譜》始修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方才完成，歷經二十六年之久。族譜共八十一卷，卷帙浩繁。
施琅晚年在其族內還多有義舉，收養孤兒，助老弱，力行不倦。遇人有難，便解囊相助，傳承了樂善好施的良好家風。施琅故里受其恩惠者多不勝數。
施家自施琅之後人丁興旺。施琅不僅修身養性，而且重視家教。他經常囑咐晚輩們：國恩深重，自己年事已高，恨無以報。希望他們努力為朝廷盡忠效力。為使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施琅還十分鄭重地禮聘泉州名儒許學衡為子侄們的教師，以課督他們的學業。在其言傳身教之下，子侄們多以文才武略而名揚於世，其仕宦者皆有良好政績，為民者也多有善行。
長子施世澤當施琅還在京城任內大臣時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為歸清在鄭軍中謀為內應，事發後亡於鄭經刀下。
次子施世綸，官至漕運總督，為官清廉正直，兩袖清風，是史上著名的清官。他熱心於公益事業，在揚州知府任上時，曾捐俸維修范公堤，扶持貧賤者。據《康熙起居注》所載，施世綸聰毅果敢，抑強扶弱，興革利弊，政績頗著。在民間口碑中，他辦案公正、不畏權貴，百姓將其喻為宋朝著名清官包拯，稱其為“青天”。康熙南巡時,曾召施世綸入見言談良久,康熙稱贊施世綸：“此為天下第一清官也！”施世綸的事蹟廣為流傳，後世人以其遺聞佚事為原形，演而成著名小說《施公案》，在民間盛傳不衰。
第四子施世骥，在廣東廉州知府任上，興建義學、鼓勵墾荒、興修水利，為發展該地的農業生產做出較大的貢獻。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廉州發生饑荒，伴隨瘟疫盛行，施世驥為受災地區發放糧食和藥品，救濟災民，深受百姓的愛戴和擁護。康熙對其政績贊譽有加，稱他為官公明正直。
第五子施世騋，在福建家鄉照管家業和祖墳，未曾出仕任職。他和由施琅撫養成人的施顯之子施韜在其家鄉晉江等地，捐資修廟建寺、鋪路修橋，於災荒之年賑濟鄉民，設立育嬰堂，所做之善事為當地人交口稱讚。
第六子施世骠，歷參將、總兵、提督，治軍有方，施琅稱贊其為深得自己真傳。施世骠在定海總兵任上，領軍打敗在海上橫行一時的大海盜。康熙南巡時聞知施世骠事蹟，對其贊歎不已，連聲稱贊施琅後繼有人。施世骠治軍嚴明，為人謙和，身為武將，崇尚詩書，禮敬士人，康熙曾御書“彰信敦禮”相賜。
施琅教子有方，家風良好，且具有友愛互敬的風範，其儒雅家聲盛傳一時。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代名將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師提督任上，享年七十六歲（1620─1696）。
施琅逝世，福建和臺灣各地軍民盡皆痛哭，民眾為施琅建立祠廟，尊奉他為神明，每年相沿成習。在臺灣和澎湖地區共建有兩座紀念施琅的祠廟。一座是臺灣縣甯南坊的施將軍祠，據《靖海紀事》中所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臺灣百姓為感念施琅入台不戮、力保臺灣、開發經濟之功德，以原鄭氏部將黃安的故宅改建而成。該祠係經清廷允許為施琅所建之生祠，令人遺憾的是，因地震倒塌後，再未復建。另一座祠廟位於澎湖大山的媽宮城內。據《澎湖廳志》所載，此施將軍廟由當地官民所建，創建年代不詳，至今尚存，目前仍供奉有施琅的塑像，並且香火不絕。由此可見，施琅身後得到了民眾的高度評價，其豐功偉績，永垂史冊，鐫刻在人們的心底。他成為以人心來緬懷和紀念的英雄，是經歷史鍛造的大中華民族層面意義上的英雄，是必然千古永駐的英雄。（摘錄自安然著《施琅畫傳》2006年4月北京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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