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說新語

李敖、班刊、石文傑           李敖

     我升初三上甲後，中文老師是二十七歲的楊錦銓（名字很像英文老師楊錦鍾，但是男的，並且是福建林森人）又兼導師。他是一位最能啟迪學生的中文教員，台灣海疆學校畢業，學歷雖不怎麼樣，但書教得真好。他那時還兼事務主任，可以「上下其手」，為我們供應蠟紙、白報紙、油墨等等，鼓勵我們辦「初三上甲組報」，於是班長陳正澄任發行人，我做總編，趙天儀（「台大哲學系事件」時被擠出台大教職，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詩人）寫鋼版，就辦起來了。一次還因為批評到了高班生，被他們興師問罪。可見我李敖辦刊物賈禍，固其來有自也！

    因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楊錦銓老師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談到中文程度，我寫道：「現在學生的中文程度要比過去差一倍。」他批改時，不以為然，批曰：「怎麼可以數字計量？」作文簿發下來，我沒說什麼。三十六年後，他退休了，我托石文傑送我的書給他，以示不負師教之意。順便請石文傑轉告他：「奧斯投傲慢與偏見》小說中，就有誰比誰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後，我在電視節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稱讚他，移居美國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剛剛完成的一套大書——《說文意象字重建》給我，我大吃一驚，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績，真是高人一等。他寫信給我說：「我兄名滿天下，卻如此念舊，衷心感動不已！」我跟楊錦銓老師四十多年未見，但是師生之誼，懸而不斷；念舊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從初二到高一，十四歲到十六歲，我因為中文好，參加過多起演講、辯論、論文比賽。初二時得過全台中市第四屆全市語文演說競賽，得初中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張立綱，他代表台中二中。張立綱的哥哥張立豫後來成了我四姊夫，張立綱也變成院士級的學者）。高一時參加台中市論文賽、本校論文賽，皆獲第一名。高二時在《合作經濟》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合作制度與節制資本》，這是參加慶祝第三十屆國際合作節徵文而作，得了全台灣第一名，並拿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數目的獎金。我用那筆錢買了中華書局版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

    在參加各種比賽以外，我在高一也寫過《李敖札記》四卷；並在《學生》雜誌第四十六期發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報》發表《〈英倫歸來〉的啟示》、《生也有涯知無涯》；另外還寫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諸葛亮的軍政》、《虛字的對聯》、《字形的對聯》、《毋忘在莒的出處》、《行李考》等稿子。這時我十六歲。

    1953年我十八歲，念高三，只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那北京大學畢業的

老子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他當時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唸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

手續吧！」於是，我蹲在家裡，在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也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從讀〈胡適文存〉說起》及《李敖詩集》等。我有這麼好的寫作能力，和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有關。到台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進台中一中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鑑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台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高一時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所以我就自動休學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謂無書不讀，但在思想定型上，卻是讀了許多書、困學求變以後的事。思想定型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問題、中西問題、新舊問題。……這些多方面的問題，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困惑，由於水平不好、政治干擾，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失敗了，他們困惑終身，無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確的判斷。在這方面，我是非常鮮明的一個例外，但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有過一段時間的困學求變的過程，這段時間最明顯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後期，我就逐漸定了型。在困學求變的過程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經「逼近」了我，但終於被我「擺脫」，這位人物，就是錢穆。我在小學時代就知道錢穆，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開明文史叢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錢穆的著作。到台灣後，由於國民黨統治思想、管制書刊，進步和左派的舊書都查禁了，新書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許多時間，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錢穆的

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讀物 。（摘錄自 《李敖回憶錄 》第90-92頁   2000/1/20 商業週刊二版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