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救亡圖存獻議 雷震
序
不佞懍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事安排，人人有權」之義，深思熟慮，貢獻此議，其唯一目的，厥為救亡圖存，他非所計也。
不佞常自慨言：「我輩今日與國民黨雖不能共享安樂，但卻須共患難；有福不能同享，遇禍卻要同當。」其實，今日除少數當權者和發復興財者外，大多數人均係如此想法，非只我輩之繆妄胡思而已也。倘不我信，可用民意測驗，以試探之。故自我國被逐出於聯合國之後，希冀遠走高飛而度其「流亡而安全」的生活者，卻大有人在焉。但誰也無權責難彼輩之徒顧自身利害而缺乏國家觀念，蓋國家早已瀕臨於危險之境，而人民連表示意見的自由都不可得，彼輩一旦遇到災難迫進之時，也只有自求多福了。
今日國家遭此空前巨難，全國人民一致期望於當權者，厥惟「變法以圖存，改制以自保」耳，且須趕快拿出具體辦法來，而且要求徹底的、根本的改變現狀，不是枝枝節節的敷衍應付而可以渡過難關的。這是歷史的命運，而當權者職責所在，不容徘徊瞻望，趑趄不前，尤不可重演歷史的悲劇，議論未定，而敵人已出奇制勝矣。溯自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業已兩月有餘，大家只看到青年學子，教授名流，熱血沸騰，高呼變法圖存，革新庶政，而當權者亦未有所舉動，有人還在侈談法統，不欲改弦更張，真是作繭自縛，自誤而誤國了。所以好事者特將蔣總統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昭示，竄改為「強自莊敬，處驚不變」的諷刺了。可見全國的人心是如何的集中注意力於當權者之「變法圖存」以及「如何應變」耳。
據最近海內外報刊紛紛報導，海外愛國華僑和留學生對此問題，尤為焦急，因為他們原持中華民國護照，今後如不換取共匪護照，即將變為無國籍的難民了。處此徬徨焦急的情況之下，誰人還能鎮靜自若而不驚惶失措呢，此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權者自應審情度勢而儘快宣布應變之法以求安定內外之人心!不佞深信當權者已在聚精會神研究應變之道，固特貢獻此議以供參考，惟有兩點應請注意者，一是要重視現實環境；二是不可稍存幻想而重溫過去的神話。國家有三要素：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三者缺一則不能成為國家，今已失去領土千分之九百九十四，人口七億，假定大陸人口為七億(共匪則自稱八億)，而猶高唱代表大陸主權，那就離開現實太遠了。自難怪外人譏之為「神話」而不予置信。
以下諸項建議，全係不佞一人所思，一人所寫，寫成後親自攜至複印店而看到複印匠人一張一張複印製成。現在只陳上蔣總統一份，嚴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一份，總統府張秘書長一份，國家安全會議黃秘書長一份，行政院蔣副院長一份，此外未給任何人觀看，當然也不公開發表，蓋不欲增加當權者的困難，而又熱望於諸公之能採納參考也。
不佞為何要這樣做呢?外界傳言：今日的政務，除總統深居簡出少與外界接觸外，乃係嚴、張、黃、蔣四公的「集體領導」。小事則決定後即付實施，大事則由蔣副院長面呈總統核可行之。
罪人(不佞身在褫奪公權中)之言，或有一得二愚，故冒昧獻議，謹供參考。囚我戳我，在所不顧。但不佞誠懇希望蔣總統和嚴、張、黃、蔣四公至少從頭到尾，細看一遍，不要丟在字紙簍裡，或交書記存案了事，則國家幸甚，個人幸甚。不佞已屆七十六歲的衰老之年，思此寫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雷 震 民國六十一年元月十日
第一、 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人，開創一個新局面。
時至今日，我們要認清空前的國際變局，更要重視現實環境的孤立，且要兼顧台灣人多年來的不平心理，尤要盡力確保台灣這塊「復興」基地，而趕快下最大決心──起死回生的決心，立即擺脫被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布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且須在尼克森往訪大陸之前宣布，用以對抗共匪吞併台灣的企圖，並可扭轉對我日趨危險的變局。唯有如此，才是面對現實，救亡圖存的根本之道。政治本不可只講空洞的理論，更不可用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自欺自誤，而應拿出最妥當切實的辦法，解決當前最迫切的現實問題。
國家的要素有三：土地、人民和主權。我們喪失大陸上的土地和人民已達二十多年，而猶自認為對大陸有主權，難怪外國人譏諷這是一種「神話」。他們的譏諷固然未必完全對，但我們的說法不合事實則是事實，故為今之計，不如面對現實，暫時另用國號，乾脆表示代表台灣，而以全力確保台灣。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台灣是美俄爭霸中，美方的「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是不會輕易放棄的，日本人也是不願失給共匪的，但我們如不改變國號，終有一天，美日兩國為求與共匪正式建立邦交而可能有所改變。我們這樣宣布之後，美日兩國就可以找到有利的藉口來協防台灣及援助台灣。老實說，以台灣本身的軍事力量，是很難完全依靠自己維持獨立的，故絕不可缺乏外力的援助。最重要的是美國，其次是日本，所以，這種決心用改變國號以求確保台灣的權宜之計，我們事先應告訴美國日本。從美日兩國目前的基本政策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和日本一定會支持我們這樣做，而且會協助我們因此而遭遇的若干困難。但無論如何，我們應努力去拉攏鄰國的。菲律賓的邦交，應力求親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雖無邦交，由於華僑眾多的關係，我們必須設法拉攏，用以抵制共匪的南進。至於南韓、越南、泰國和高棉諸國，原是同病相憐國家，自然更容易得到支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報」上，載有該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的「佐藤要和尼克森談些什麼?」的通訊中，就指出「大部分的日本學人，都希望中華民國在外交失敗後，能夠專心致志於內政和經濟的建設，使台灣地區成為一個能夠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其實美國大部分學人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外交為內政的延長」，我們在改稱國號後，只要真正實施民主政治，修明內政，發展經濟，自然就容易推展外交，而扭轉國際的視聽，尤其是扭轉美國多年來對我國不利的輿論。
至於我們在海外的華僑和留學生，本來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自從共匪進入聯合國後，許多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而變成無國籍的難民，處境日趨困難，假使這種困境不能趕快解決，恐怕只有倒向共匪懷抱去而換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了。據一般估計，不出半年，華僑恐怕會失去一半，留學生恐怕會失去三分之一。果真到這一天，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但假使能立刻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這些華僑和留學生就不必擔心成為無國籍的難民，而可以繼續保留跟我們的關係。所以，改變國號也是保留華僑和留學生的良策。
至於不佞之所以主張用「中華台灣民主國」這個國號，實基於下列三項重要理由：
(一) 就「中華」兩字來說：我們用了「中華」兩字，非但中文還是保留「中華民國」的「中華」兩字，而在英文上還是用“Chnia”這個名稱，仍可對得住創造「中華」的祖先，仍然表示沒有放棄「法統」，也可保持「自尊心」，使大陸人在心理上獲得安慰，尤可使台灣人具有同是「中華子孫」的共同心理。
就國際的實例來說，東西德的國號，都用了“Deutsches ”(德文)──“Germany的字，南北韓的國號都用了“Korea”的字，北越則“Vietnam ”，南越則是用“Vietnam”，而“Viet ”還是共通的。今我們沿用“China”國號，各國自然無話可說。我們今後如果真正實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權而又有言論自由，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不僅會承認我們而和我國建交，訂立友好條約，而且事實上會和我們日趨友善。
(二) 就「台灣」兩字來說，我們國號中用了「台灣」二字，是顧及現實環境。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了一千四百萬人民，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除共匪照例繼續叫囂之外，無人敢於貲議的。今日世界上只有幾萬人民即可成立一個國家，何況還有一千四百萬之眾呢?
最重要的是：國號中嵌有「台灣」二字，尤其可以平息台灣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或者有人要說：今天這樣做，恐怕今後台灣人要得勢，大陸人要吃虧。其實，只要我們從現在起就採行適當的辦法，如中央部長級的人，多用幾個台灣人等等，結果決不至於像若干人的杞人之憂。
我們要趁著今天的兵權尚握在大陸人的手中，一面竭力使大陸人和台灣人團結在一起久而久之，雙方自會融洽而消除隔閡。這裡面有兩件事要做：第一、大陸人不可再有「優越感」而看不起台灣人；第二、鼓勵大陸人和台灣人儘量互相通婚，使彼此逐漸成為一家。大陸人只要能認清這一點，隔閡是容易消除的。倘若不能認清此點，不去改弦更張，台灣人終有一天會走上獨立運動之路，何況還有彭明敏一班人在外搖旗吶喊呢!這是自然的趨勢。最明顯而最可憂慮的，不出幾年，武力將會一天一天的移轉到台灣人的手中。到了那時，我們縱欲阻止，恐怕會力不從心，而且只有對大陸人更為不利的。
因此，對於這個問題，不僅要未雨而綢繆，而且要趕快解決，不可拖延觀望。任何拖延觀望，只有誤國殃民的。現在請當國者看清下面兩個活生生的例子吧!
(a) 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和平解決的事例：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原是法人的殖民地，故其地十分之九是法國人，說法語，信奉天主教，後被英人奪去。加拿大自治領成立後而置為一省，但統治權則始終操在英人的手中，除地方自治之外。因此，魁北克法人總想脫離英人統治而成為一個獨立國。加拿大當政者時時刻刻設法彌補，用種種方法加以羈縻，甚至將加拿大開國百年紀念的大規模博覽會，放在魁北克省的首府魁北克市，而不放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Oltawa)，就是表示要繁榮地方而討好於魁北克的法人。主持博覽會的首腦為法人，曾要求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去參觀，加拿大政府也答應了。不料戴氏到達時，不去首都拜會加拿大總理和英國總督，而只到魁北克參觀博覽會，在歡迎會的答詞中，竟放了一把火，暗示魁北克應該獨立，法國可以援手。前總理有鑒於此，乃推薦現任總理杜魯道為繼任總理。蓋杜氏雖為魁北克的法人，但卻不贊成魁北克法人的分離運動，而魁北克的法人，覺得他們法人也同樣可以出任總理，自然感到光榮而相安無事了，這就是未雨綢繆之計而預防事變也。
(b) 巴基斯坦分離運動的流血慘劇的事例：
和上例情形大致相同，而其結果則恰恰相反，正是巴基斯坦目前的遭遇。
巴基斯坦人信回教，血統、語言和生活習慣大致相同。在英國統治時代，都是屬於印度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後則成為「印度國」與「巴基斯坦國」。由於血統、語言、宗教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兩民族一直是對立的，而且互相仇恨，時常打鬥流血。茲舉一例，即可明瞭：印人視「牛」為神，不敢傷害，不食其肉，而且要加以保護，過去牛死了連皮都不准使用，還是由於甘地一言而解除此禁。反之，巴人偏吃牛肉而寢其皮。雙方的對立當和英人的統治政策有多少關係，蓋英人則利用他們的對立以防止其獨立運動。猶之如日本當年統治台灣時則利用高山族和台灣人對立是一樣的用意。
巴基斯坦分為東西兩部，但兩部土地不能相連，中間被印度隔開，東部業農，人民知識水準低落，西部近代工業發達，人民知識程度較高，兩方人口差不多，但西部則較為富庶，由於首都「拉合爾」(Lahore)在西巴，而西巴人才又較眾，故巴基斯坦政權一直掌握在西巴人手中，致引起東巴人非常不滿，但西巴當局毫不重視現實問題而謀解決，於是東巴人就組黨圖謀獨立，以拉曼為首領，意欲成立「孟加拉共和國」或「自治領」(按，「孟加拉」是現在東巴地區的名稱)，在東巴獨立運動的醞釀中，如果巴國政府當局處理得當，當不致演成今日的流血局面。在上次總統選舉後，巴總統亞耶(西巴人)如不採用軍事高壓政策，不把東巴首領拉曼逮捕下獄，而給予東巴以相當的自治，或選東巴人或拉曼為總理，此次內戰當可避免而不至演變到流血的慘劇。等到戰事爆發後，戰爭已對西巴不利時，亞耶雖起用東巴人為總理，以冀緩和局勢，但為時已晚而不能挽救危局。這就是當政者不能高瞻遠矚，採取未雨綢繆之計而造成流血的悲劇也。
就這方面來說，英國人的處理方法，就比較高明，絕不拘泥不化。其實，此次我們被逐出於聯合國和在美「台獨」分子的反宣傳運動則不無多少連帶關係。蓋台獨分子原希望我們被逐出於聯合國，對於他們的獨立運動才會有利。華盛頓郵報遠東局長哈立遜 (Harrison)於去年七月二十七日自台北發出的報導中，很明顯的說出來了，這還是台北地下台獨分子所說的話。因此我們要顧及現實環境，更要面對現實，把「台灣」二字放在國號之內，使台灣人覺得自己是主人而不再搞分離運動，俾台獨歸於消滅。
(三) 就「民主」兩字來說：國號用「民主國」而不用「共和國」，其理由如下：
(a) 「民主」兩字，根據現代政治理論來說，不僅可以用來說明政體，而且可以用來說明國體。所以，今用民主而不用共和，同時說明了我們的政體和國體。
(b) 民主是反共的基本理論，也是反共最重要的武器。當前一切反共國家，也都是以民主自由做理論和武器。我們今天反共，自然要站在民主的陣營來反共，更要用民主的理論為武器來反共，所以要標榜「民主」二字。
(c) 過去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時，台灣人民起而反對，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二日，台灣成立「台灣民主國」，擁護巡撫唐景崧為總統，這是東方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我們今用「民主國」，也是繼承之意。
(d) 民主國和民國只差一字，含有繼承「法統」之意。
(e) 共匪和台獨都稱為「共和國」，所以我們要特別避去「共和國」字樣，以免世人心理上的混淆，除了強調民主之外。
關於宣布改變國號，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程序，當然要鄭重其事，而採用下列方式：
(一) 為表示係全體人民的意志起見，由現在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台灣省議會、台北市議會聯合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同時宣布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暫停適用(Suspensive)，等到將來回到大陸後，再行恢復。
(二) 推舉臨時總統一人，至依新憲法產生總統時為止。臨時總統，以蔣總統擔任為最適宜，俾能借重他的聲望，來完成鞏固復興基地的大事。
(三) 同時宣布立刻組織會議，制定「中華台灣民主國」憲法，最好稱為「臨時約法」。制憲會議須十天內完成工作。
(四) 約法會議的人選，可由左列方式產生之
(a) 原國民大會互選國大代表十人；
(b) 原立法院互選立法委員十人；
(c) 原監察院互選監察委員五人；
(d) 原台灣省議會互選省議員五人；
(e) 原台北市議會互選市議員五人；
(f) 以上各項選舉，均用通訊選舉之；
(g) 由臨時總統遴選國內社會賢達三十人，國外華僑和留學生二十人，均須包括黨派代表。
(h) 制憲會議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人，以八十人為最佳。
(五) 新憲法或臨時約法的內容，大致包括下列原則：
(a) 為減少國家的權力機構，避免政治糾紛起見(按權力機構多了，容易製造政治糾紛)，民意機關只要監察院、立法院，使監察院成為上議院(參議院)，立法院成為下議院(眾議院)，行政院只對立法院負責，可依照日本憲法的精神。
(b) 總統由海內外人民直接選舉，或由監察院立法院合組聯席會議選舉之，所以不要除選舉總統副總統外而無事可做的國民大會，總統任期為六年，實行內閣制。
(c) 監察委員總數約為一百二十人至一百五十人，任期為六年，每三年改選二分之一，以左列比例分配之：
(甲) 台灣地區包括金馬在內，每縣選出五人，每市選出二人；
(乙) 台北市選出十人；
(丙) 海外華僑地區，包括留學生在內，選出二十人至三十人，海外地區可酌遴選辦法，其名額不得超過選舉名額。
(d) 立法委員總數為二百四十人至三百人，任期為三年。由台灣地區，包括金馬在內，及海外地區的華僑和留學生依人口比例選舉之，國內名額佔百分之七十，國外地區佔百分之三十，海外地區可酌用遴選辦法，其比例不得超過其選舉名額。
附註：
1. 選舉要注重海外華僑及留學生，可團結華僑和留學生以對抗共匪的統戰，並可壓低台灣人的比重。
2. 現存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在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時，一律發給退休金六十萬元至八十萬元，其中如有再當選為監察委員、立法委員、台北市議員者，則退還退休金，領取民意代表的薪水。
第二 、 請蔣總統任滿引退
蔣總統於四屆任期屆滿後，除可擔任前章之臨時總統外，不再競選總統，以期促成「老人退休，新人起用」的機運。今日政局最為人所詬病者，乃是老人佔據位置，新人無法起用。今後惟有「老退壯進」，才是建設新中國的要圖。這一點如不能切實做到，一切良法美意可能會全部落空，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茲簡釋其理由如次：
(一) 蔣總統在四屆總統任滿之日，已屆八六高齡。世界上可能看到八十六歲的皇帝，但尚未看到八十六歲的總統。八六高齡自屬老衰的境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照理說，任何愛護蔣總統的幹部，也不忍心硬要一位八六高齡的老人永遠擔負國家的大任，為國家著想，為蔣總統個人著想，蔣總統都應退出政壇，讓年富力強的後進來接棒。「肥水不落外人田」接棒者仍為國民黨人，政權仍在國民黨手中。上述四位集體領導諸公，除張公因年事過高而不適宜外，其餘嚴、黃、蔣三公均可擔任總統，俾一新世人耳目。
如果仍要蔣總統五任總統，其他年高體衰的民意代表和高級官吏、大學教授，可能藉口效法而不欲退休，則「用新人，行新政」的多年呼籲，勢必無法貫徹。而「老人國」的惡名，亦將無法抹去了。
(二) 蔣總統如屆任滿引退，另由新人主政，儘管政權仍舊掌握在國民黨人手中，但政治上則易於「除舊佈新」許多新的意見和新的辦法，就比較容易採納而付諸實施。最重要的是新人接棒，可以換換班底，「一朝天子一朝臣」，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以振作精神。其作風和過去不同，自然可以開創新的風氣和新的局面。
過去有許多良好的意見，例如監察委員陶百川一再呼籲開放報禁，可以促進新聞事業的進步，又如「自由中國」在民國四十六年所提出的一連串的十七篇建議，都是針對時局的忠言。正和「大學雜誌」去年十月的「國是諍言」，去年年底台灣各大學三百多名教授所發表的「我們對於時局的認識和主張」，大致相同。可惜我的忠言逆耳而不被政府當局重視而予採納，以致造成今日的悲慘局面，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外國輿論早就有此結論了。
我們處境，日趨險惡，現在世局，瞬息萬變，尤其需要精力充沛之人肩此重任，方可當機立斷，應付危局。
(三) 主政的人事更新，不僅下情可以上達，而且輿論的批評也可以少一點顧忌而能竭盡忠言。「忠言逆耳利於行」，對國事一定大有裨益。由於蔣總統主政多年，而又位高權重，大家不免客氣三分，有許多人儘管懷有良策高見，但為了免於老人過累而不願多所進言，故有許多應興應革之事，卻無人願意建議，都是「話到口邊留半句」。這實在是政治上一件極大的損失。政治關係國家興亡，是不能講客氣的，有話就要說出來。如果講客氣，怕得罪人，只有使政治停滯甚至腐敗的。如果新人主政，大家即可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對於政治可以隨時改革。
(四) 蔣公引退後，還可以「個人聲望」來從旁指導政治，用以扶植繼任之人，政治前途既可造成一番蓬勃的新氣象，亦可樹立「和平移交政權」的楷模，政局自可日趨安定，而不至於再演革命或「苦迭打」之局。因為經過一次革命或苦迭打，多多少少都要損失國家的元氣。
(五) 連日報載民意機關及人民團體籲請蔣公競選五任，顯然是國民黨少數人在背後主持，否則一個初中學生何以會簽名推薦呢?當然，在他們少數人看來，也許以為這是替蔣總統的威望做宣傳。其實，結果卻往往成了反宣傳。所以，此類宣傳宜速停止，不要再給外人以惡劣的印象，說中國人老是製造民意。
第三、 國民黨應放棄事實上的「一黨專政」，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國民黨經過這次慘敗之後，應該反省錯誤，今後須放棄事實上的「一黨專政」的作法，以期造成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政治競賽」的局勢。而今後應依據憲法所定，真正實行國父在民國初年所主張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見國父的「政黨宜重黨綱黨德」、「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樂利」、「黨爭乃代流血之爭」諸演講)，而與其他在野政黨立於平等地位，公開從事公正的、合法的競爭。凡其他政黨所不許做的事，國民黨絕對不去做。無論如何，反共切切不可仿傚共產黨的方法。國父晚年在「聯俄容共」時代所主張的「現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傚其辦法，也應仿傚其精神，才能學得成功。」的觀念，應絕對摒棄之，不得保留一絲半毫。職是之故，國民黨應該趁此時機，徹底除舊佈新，立即實行下列諸事，不可徘徊觀望，戀戀不捨。
(一) 國民黨必須遵照「民主政黨」的常軌活動：
國民黨應退出陸、海、空三軍，聯勤組織和憲兵、警察……等等持有武力的機構，並退出司法機關、特務機關(例如情報局、警備總部和所有軍事學校)，國民黨今日在軍隊中設置黨部，顯欲把握軍隊，保持政權，這是過去專制時代的作法，其結果則釀成革命或苦迭打。國父為求一勞永逸之計，故主張民權政治，就是要把政權放在全國人心上，政權的轉移要靠人民的選舉而不依賴武力。還有，國民黨在軍隊中設置黨部，復欲以黨員來控制非黨員，這原是仿傚共產黨的辦法。在事實上，這個目的在今日完全沒有達成，因共產黨是公開的，我們則採取秘密的方式，這是無法秘密的。據不佞在軍人監獄中十年所見所聞，由於黨員人數不多，而黨員在心理上則自覺是「特殊階級」，而非黨員則仇視黨員，反而造成軍中離心離德的現象。我看，今日軍中設置國民黨部的結果，至多只有在地方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多得幾張選票而已，反而失去大眾的人心。
至於所有公營事業機關，如鐵路局、公路局和生產事業的國民黨部，應一律裁撤。今後所有政黨的組織，完全以「地區」為單位，在民意機關內只設置「黨團」完全根據民主國家的方式來運作，方可樹立政黨政治的楷模。
國民黨今後應和其他政黨或人民團體一樣，不再是一個「太上皇」式的特殊組織，不要再仿傚共產黨或法西斯的搞法。共產黨和法西斯的組織方式，只能造成「獨裁政治」，絕對不能產生「民主政治」。因此，國民黨內部的組織，除「組織部」、「宣傳部」和「政策委員會」等機構外，不應再有主管「僑務」、「特務」和「民眾團體」的工作。至於華僑和留學生的黨務，應歸併在組織部內，特務則歸特務機關，民眾團體應歸內政部和社會局管轄。這樣，大家才會把國民黨當做民主政黨，而不再視為法西斯政黨。
國民黨黨部除在選舉得時候，不可拋頭露面，尤不應干預地方行政事務，造成「一國兩公」的現象。執政黨也只能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發揮其權力，一切實際工作，應由政府去做，切不可越俎代庖，搞成政府和政黨不分，所謂「黨國」如何如何，都是共產黨的玩意兒，因此，黨部不應和政府對立設置，而應遵循歐美民主政黨的常軌。
(二) 國民黨應促成「強有力」的在野黨的建立，以期達成交換執政之局：
國民黨為著國家步上政黨政治的常軌，也是為著本身的進步而不至於腐敗墮落，非但不可用非法手段壓迫、滲透、分化而阻止在野黨的成長，而且要積極促成「強有力」的在野黨的壯大。很明顯的，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才會促成國民黨的日新又新，而使中國走上政黨政治的常軌。遠在民國初年，國父就已經明白主張「政黨政治」，國父一再強調：
「黨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發達，兩黨互相進退，得國民贊成多數者為在位黨，起而掌握政治之權。國民贊成少數者為在野黨，居於監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適當與否。凡一黨秉政，不能事事皆斟完善，必有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監督其舉動，可以隨時指明，國民見在位黨之政策不利於國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張，因而贊成在野黨之政策者必居多數。在野黨今日得多數國民之信仰，而可起而代握政權，變而為在位黨。蓋一黨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一黨新得國民信仰，起而在位，以一番朝氣而促政治上之改良，其所得之功效，各國均有確據。」
國父又說：
「蓋政黨在野之時候，若見在位之政黨行為不合，可以指明出來，使人民咸知孰善孰惡，憑公理公意，彼此更換，使多數所主張之一黨組織內閣。……
各政黨之中，若逢政策與自己意見不合之事，可以質問，可以發揮黨見，逐日改革，則無積滯，無積滯即無變亂之禍患。變亂云者有大小；大則流血革命，小則妨礙治安。是故，立憲之國時有黨爭，爭之以公理法律，是為文明之爭，圖國事進步之爭也。若無黨爭，勢必積成亂禍，為無規則之行為耳。如日本此次之黨爭，亦為文明之爭。因執政黨之政策，無益於國家，故起而推倒之，重新組織內閣，以求國利民福，或曰黨爭為國之不祥事，此謬論也。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
天下事非以競爭不能進步。當此二十世紀，為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世界，如政治、工業、商業種種，非競爭何以有進步?……」
由此可見「在野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英國的在野黨則稱為〝His(or Her) Ma jesty`s Opposition〞(陛下的反對黨)，其總理和首相一樣，支取國家俸給，俾可安心擔任監督政府的工作，故西語通稱在野黨為「反對黨」(Opposition)。我國行憲後，政治上腐敗貪污事件之層出不窮胥皆由於沒有「強有力」的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盡其監督之責任耳。此次在聯合國慘敗，又何嘗不然呢?蓋有強有力的在野黨在旁虎視眈眈，經常吹毛求庛，時有起而代之的威脅，執政黨自不能不謹慎小心，努力奮發了。
「一黨專政」的把戲，只能行之於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由於廢除了私有財產，政治上自可少出許多毛病。蓋「私有財產」的制度，固可促進人們的努力奮發，但亦有許多毛病，如貪污之類也會隨之而發生的 。如有人在旁監督，自會減少，甚至不會發生的。而共產主義國家，由於沒有自由競爭之故，人們就缺乏了活力，政治經濟和工業等，也就很少有進步。這些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是應該徹底省察而加以注意的。當然，極權國家之沒有言論自由，缺乏對於政府的批評，錯誤無人指責，當亦為國家不能進步的原因之一。而中國政治之腐敗，貪污之普遍，沒有言論自由，只許歌頌，不許批評，當為其重要原因。除了沒有強有力的反對黨在旁監督外，當政者不可不察也。國父說過：「凡人作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故政府作事不好，必須人民來監督指正。」
(三) 國民黨要注意「黨德」
國父在民國初年一再講演過：「政黨宜重黨德」，而且一再懇切的告誡國人，政黨要注重黨綱黨德。國父說：
「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政黨之性質非常高尚，宜重黨綱，宜重黨德。吾人宜注意此點，以與他黨爭勝，……一般人聞黨爭之說，非常畏懼，是不知黨爭之真相也。黨爭必有正當之方法，尤必具有高尚之理由，而後始得謂之黨爭。一般人以黨爭為非，實誤以私爭為黨爭也。一國之政治，必賴有黨爭，始有進步。……本黨將來擔任政治事業，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於監督地位。假使本黨實施之黨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至更迭。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責任，此政黨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監督，而後政治始有進步。是以，國家必有政黨，政治始得進步，而黨爭者，絕好之事也。須知所爭者，非爭勢力，乃爭公道，可見黨爭實不可少……」
國父又說：
「他黨之宗旨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贊成他黨，一心護持本黨，求本黨之勝利，其求勝利之方法，須依一定之法則，不用奸謀詭計，是之謂黨德。如但求本黨之勝利，不惜用卑劣行為，不正當手段，殘害異黨，以弱本黨之敵，此種政黨，絕無黨德。無黨德之政黨，聲望必墜地以盡，國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長久存在呢?
凡一政黨欲求發達求長久，必須黨員明白黨意，遵守黨德，不可用欺騙手段逸出範圍之外，大家一勝一敗均屬心滿意足，絕無怨尤。縱有失敗，必須退而自反，務使有得勝之一日。愈研究，愈進步，方能謀政黨之進行，方能謀國家之發達。倘使喪失黨德，則國內前途，無限危險。」
國父告誡國民黨人的話，說得很多很多，茲簡摘如上，請國民黨當權派捫心自問，國民黨自從執掌政權以來，對於在野黨以及和國民黨意見不同的人，有沒有遵守總理的訓示，注重黨德，公平待遇，不用不正當之方法，以弱國民黨之敵，國民黨壓迫陷害和國民黨意見不同之人。我在國民參政會工作十二年，不僅知之甚詳，且有許多事情，是我一手處理的。我不知挨過在野黨派多少的責難，為國民黨的不重視黨德而受盡了黨外人的辱罵和奚落，真是一言難盡。那時國民黨某集團送我一個混號，叫做「各黨各派」，其意說我不單是國民黨員。還在全會上公開罵我是「吳三桂」，是「賣黨求榮」，是「藉外黨以自重」……等等，其刻薄毒辣，令人寒心。查張君勱被軟禁於重慶南岸的汪山(見張君勱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是我去奔走解禁的。左舜生及青年黨在重慶朝天門信義街寓所來往信件之被偷閱，是我去糾正而向他們賠禮的。黃炎培在重慶觀音岩寓所之被軍統局搜查而無所得時，是我去向他道歉，求他不要招待新聞記者，這再外國新聞記者是一調好新聞』，而可以暴露國民黨政府之惡劣也。其實我們今天冷靜檢討一下，我們在抗戰重慶時代，如能以平等對待在野的民主黨派，民主政團同盟──民主同盟之一幕，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如無民主同盟之一幕，共產黨固然無法利用，而美國的輿論也不會變得那樣壞的。當然美國輿論之轉變，繼胡適之而任駐美大使的宋子文，亦應ㄕ其咎也(可參看「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四期── 五十八年四月號七十四頁以下李璜的「敬悼張君邁先生的文章)，這不過其中的一點而已。
往事且不說了。國民黨來台灣，是不是改變了過去的惡劣作風呢?請問問民社、青年兩黨的負責人，他們雖然本身並不健全，但他們對於國民黨的迫害，則如數家珍，並非憑空捏造。往事不談，僅就民國四十幾年的台灣地方選舉而言，國民黨率先舞弊，毫不隱諱，民青兩黨所得證據甚多，吳三連身受其害，楊肇嘉能道其詳。民主潮和自由中國兩雜誌都發表了不少。「自由中國」且於民國四十九年地方選舉之前彙集成為一本原達三百多頁的小冊子，其舞弊之多，則可想而知。
至於國民黨一手製造的「雷案」，使得即將成立的「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國民黨撫躬自問而有沒有「黨德」可言啊?「雷案」的結果，雷震及其家人，在精神和物質上所受的損失，就在「雷案」發生前，不佞的編輯費、稿費連同國大代表的薪津，一 個月有台幣一萬餘元，一年就是十四、五萬，而牢內還要錢，故坐牢十年的損失當在一百萬元台幣以上 。這十年的家中和在牢內的費用，全靠「美援」──子女由美寄來的錢來支付，其數目殊為可觀，誠然無法估計。但是，國民黨因製造「雷案」而在國內外所受的損失，實十倍於雷震及其一家也。國內外因「雷案」而責難國民黨及其政府的評論，如能全部彙集，當在五百頁以上一厚冊。其中沒有一篇評論，不是說：雷震之被捕是與籌組「反對黨」有關。例如：飲譽國際的「紐約時報」在「雷案」發生後的同年九月十日，「雷案是四十九年九月四日製造的」就在社論中說：「中國政府在逮捕『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一事已鑄下了『一項錯誤』，使中華民國的朋友，惟有苦惱而已。……雷震是廣被閱讀的，而且具有影響力之『自由中國』雜誌受人尊敬的發行人，也是力圖組織『中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希望使它在台灣成為一個合法而反共的『反對黨』」。又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美國聖路易城 「郵訊報」、美國「紐約郵報」、美國「時代週刊」(接連發表三篇)，美國「新聞週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等等，對「雷案」都有抨擊政府的評論，都提到了雷震被捕是和他組織反對黨有關，都說國民黨一向不欲有一個強有力的、能和他平起平坐的反對黨之出現也。香港的報紙，除黨報「香港時報」外，沒有一張報紙不對「雷案」批評政府的。英文「德臣西報」(China Mail)評論尤不客氣，華文反共的「星島日報」在「雷案」發生後第三日即發表一篇社論，一開頭便說：
「台灣警備司令部，于四日把反對黨籌組人之一『自由中國』雙週刊發行人雷震拘捕了。……
拘捕雷震之後，有關機關連忙聲明此舉與雷震之搞組新黨無關，說只是為『自由中國』內之『叛亂』文字。但是，全世界都不會相信這話。……
總之，拘提雷震是失盡世人同情的。作為反對黨主角而被捕，國民黨如此對待政敵，不會得人同情，人們都罵國民黨無政黨風度，不夠器量。」
此外，美國華文報紙「晨報」在同年九月十一日有一篇社論，題為「對雷震被捕事件的看法」，開頭就說：「雷震是最近籌組中的新反對黨主要負責人之一」，除引用了名通訊社稿子和台港各報(黨報、官報和民營報紙)評論之後，而做了如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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